阮胤华:一分为二地看非暴力沟通
2005年,我在寻找自己新的人生方向的时候,接触到了非暴力沟通。2006年,开始在吕靖安老师的指导下翻译《非暴力沟通》一书,并于同年在印度参加卢森堡博士主持的IIT(国际强化训练)。2009年,《非暴力沟通》一书出版后,好评如潮。作为译者,我也得到了许多赞誉和肯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非暴力沟通渐渐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看法,其中有我深深欣赏和受用的部分,也有我持有保留以及不认同的部分。
一、收获与喜悦
2009年,应国际红十字会的邀请,我前往四川为其灾区重建项目的志愿者提供培训。“没有人能理解我的痛苦”,一位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女士对我说。许多年过去了,这句话仍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相信,非暴力沟通得到广泛欢迎的一个原因是,它帮助许多人得到了长期渴望却没能得到的陪伴和理解。这对许多人也许不仅意味着压抑和郁闷的舒缓,甚至意味着新的希望。
不久前,有位学员给我写信说:“表面上我儿子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心里的牵绊太多。还好我学习过了非暴力沟通,最近我坚持用非暴力沟通方式倾听儿子,有了很大进展,儿子越来越愿意和我说话了,以前我和儿子之间根本沟通不了的。”这是非暴力沟通得到广泛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它帮助我们和自己所爱的人亲近起来。对于这位妈妈来说,在孩子人生艰难的时刻,虽然不能帮他度过难关,但彼此能够保持联系,会是多么大的安慰和解脱。而有人可以倾诉自己的痛苦,对孩子又会是多么大的安慰和解脱。
最近读到黛安·仑曼斯的诗《如果我能再次养大我的孩子》,这首诗的前几句是,“如果我能再次养大我的孩子,我会先蹲下,再温柔地诉说。我会多将拇指竖起,少用食指指点。我会拿出更多微笑给孩子。”在这里,诗人表达了对呵护孩子自尊的关切。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说,非暴力沟通不只是一种交流方式,而且还是一种人生态度,或者是对自己某种人生态度具体的支持。我想,这也是非暴力沟通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之一,它与人们内心中对和谐和爱的渴望相呼应,并给予了人们具体的指引。
二、焦虑和冲突
许多人学习了非暴力沟通有所收获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有个朋友在《松松我学了NVC后的那些结》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与孩子互动碰到困难时常想用NVC的方式来表达、解决,但常常感到很无力,这造成了内心新的冲突,对自己很不满意。”她还提到因教育理念的不同与先生产生了冲突:
“我曾经特别向往‘对错之外的那片田野’,唯它是尊,试图在家中营造那样一片田野。比如,孩子玩ipad超过一小时了还不放下休息,我有些急了,走过去说,‘ipad真好玩儿,你真想一口气玩个够吧?可是看到你玩了一个小时了还在盯着屏幕看,我很担心这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健康。妈妈特别希望你在玩的时候也能够照顾好自己,这样妈妈就轻松和安心了。小妞,你现在是否愿意关上ipad, 玩会儿其他的游戏呢?’(其实以前说的没这么顺溜,是模式化那种)结果,孩子说了声‘知道了’,然后继续玩。我爱人看我用这样的方式说了两三次,孩子仍没反应,冲出来喊道:‘你这孩子,玩这么久还不休息,眼睛还要不要了?!’那时,我心中对他就会立刻生起不满,因为我已经跟他沟通过了,对错没那么重要。”
这种在实践非暴力沟通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无力感,以及与价值观不同的人产生冲突,虽然不总是如此,但也是广泛存在的。一个朋友来信谈到自己学习NVC后的不适:“我开始越来越不喜欢评论,不喜欢听到负向的语言,可是现在周围的人喜欢评论的还是多啊,多以自己的喜好角度出发,看不到context(情境),会觉得有些无奈,有时候内在会很愤怒。还有时候当对方的言语里有比较的成分,例如谁比谁,怎么怎么,我也会不舒服,然后我就沉默居多。我猜想是我的包容力和内在的力量还不够,所以不想去多理解对方,也就不能够平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有的朋友,在最初的兴奋之后告诉我说,非暴力沟通害了她。一细问,她说,她的同事不理她了,领导对她也不好。而这位朋友在之前还因非暴力沟通在单位得到肯定,甚至想辞职来专职做非暴力沟通。
此外,这种冲突不仅存在与他人之间,还存在于自身中。“不知道怎么说话了”,这是我过去常听到的。
三、一分为二
当我们在实践中遇到困难,我们可能会放弃,也可能继续纠结着用着。这么多年来,我得到的印象是,许多人在最初甚至较长一段时间的兴奋之后,离开了非暴力沟通。他们那里也许还留下了一些观念或者技巧,但有的人也可能留下了有些沉重的心情。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可能比困在里面强。但同时又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我觉得马歇尔的非暴力沟通的目的本身,具有普遍的意义。一个人也许并不追求广泛地与人建立情感的联系,但总会在一定程度希望与一些人建立良好的感情联系,而非暴力沟通的过程提出了许多宝贵而特别的建议。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完全地接纳,或完全地放弃非暴力沟通,而可以有所选择。也就是说,我们也许可以学的更多,而不只是留下一点印象。
对我来说,非暴力沟通的实用性体现在它提炼出了简明的主张。这个主张,我用一个目的、两个问题、三种选择和四个要素来概括。一个目的是指它致力于实现人与人之间心与心的联系。两个问题是指,我们怎么样,以及做什么可以让生活更美好。三种选择,用非暴力沟通的术语来说,就是自我联系(Self-empathy)、诚实表达(Honesty)和关切倾听(Empathy)。四个要素则是: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
虽然非暴力沟通的过程看上去是完整的,但它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更像是一个工具箱,根据需要来发挥作用,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就可以打一套组合拳搞定问题。有时,我相对完整地借鉴了这个过程。在另外一些时候,我只是借鉴这个过程自我倾听、诚实表达或倾听的部分。
在马歇尔的观念中,非暴力沟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的思想。我曾长期审视马歇尔提到的一些信念和观点,并与师长探讨。而经过长期的思考,我渐渐对马歇尔的一些主张形成了自己比较明确的看法。同时,也变得不再较真,而试图去理解马歇尔这个人并向他学习。而令我特别欣喜的是,非暴力沟通过程本身,在剥离开一些特定的信念(例如感受的根源在我们自身)后,它的上述基本框架仍然可以很好地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作用。这在实践中也就意味着,我对非暴力沟通是借鉴的态度,也就是一分为二的态度,而非全盘照搬。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学习非暴力沟通的态度。
四、民族文化与非暴力沟通
我主张以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待非暴力沟通,不只是对马歇尔的一些信念缺乏认同,同时也是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文化环境。
有朋友善意地提醒我说,谈传统文化要慎重,那里面水很深。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个说法本身容易引发误会。“传统文化”容易被认为是过去时,而且对传统文化怎么认识,有形形色色的说法,以及这个词所引发的联想有可能会激起有的人强烈的情绪。有的人可能会在心里质疑,好不容易出了狼窝来学非暴力沟通了,你又向我推荐传统文化?
实际上,无论是吕靖安老师还是马歇尔本人都重视文化的因素。在翻译《非暴力沟通》一书的时候,吕靖安老师曾强调要考虑文化的因素。但那时我不论对非暴力沟通还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理解和现在比要肤浅的多,因此在这方面并不能有多少贡献。
传统文化不是虚的,而是实的。不论我们怎么理解它,怎么看待它,它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举一个例子来说,非暴力沟通的内涵是在双方独立、平等、各自负责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合作,这和中国人对家庭关系的基本感觉不同。我们是爱护晚辈,尊敬长辈,并不强调平等,而是长幼尊卑有序。一个人如果采纳了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而其他人仍然持有已有的文化观念,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冲突。再比如夫妇之间,彼此虽然相对平等,但社会对男人和女人的期待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承担家庭经济责任或家务上,也并非是平等的。这样的文化观点就像血液一样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要单方面采纳一种新的文化观念,意味着内在的冲突,以及与周围的冲突。这也许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化被长期唱衰,却仍然根深蒂固,因为民族成员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
有些人喜欢谈博爱。但我赞赏已故的外交官吴建民先生的话,“爱祖国,爱人类。”如果我们不能亲近自己的民族,我们能亲近人类吗?这个我很是怀疑。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心怀不满、心存疑虑或感到陌生,我们可以去理解它,并欣赏和拥抱它合理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谈继承和发展。如果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文化,我们也就是在否定自己和自己所生存的社会。这样,难免会和自己和社会产生疏离感。
近年来,随着对民族文化的学习,我对我们的文化有了一种深切的热爱。了解自己的文化并不容易,我也知道自己的认识还很肤浅,但那是种迷途知返的感觉。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使我的内心趋于安稳、活泼,更为亲近自己的家庭,而特别对自己生活的社会觉得亲近起来。马歇尔讲他的人生渴望情意相通,非暴力沟通的目的是联系,而与自己的文化、民族亲切起来,那是多么宽阔、深沉而富有生机的联系啊!同时,相应的,我也开始从我们文化的视角——也就是我们实际生活的视角——来打量和借鉴非暴力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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